当地时间5月10日至11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双方围绕落实1月17日中美元首通话重要共识进行了坦诚、深入、具有建设性的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何立峰表示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建立经贸磋商机制，就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各自关切保持沟通。

特朗普近期关税表态趋于缓和受多种因素影响。短期内金融市场稳定与否可能对特朗普团队产生压力，尤其是美债和美股的表现。中期来看，库存与通胀压力也是重要因素。随着美国一季度“抢进口”囤积低价库存的逐渐消耗，以及所谓“对等关税”4月生效带来的通胀效应在二季度逐步显现，成为制约特朗普团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美国2025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季调环比折年率仅录得-0.3%，低于预期-0.2%和前值2.4%。长期来看，明年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才是对特朗普团队的根本约束。从过去几届中期选举的历史来看，民调在一年之前基本已经定型，选民对经济的感受将逐渐固化，因此到了今年四季度进入中期选举准备期，国会层面对特朗普的制约或更加明显。

以外经贸摩擦协议的周期需要较长时间。以2018年的全球经贸摩擦为例，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25%关税，开启了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在2018年5月、2018年12月、2019年6月三次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但随后美方多次单方面升级对华关税，导致谈判受挫。直到2020年1月中美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才告一段落。根据研究，在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基于中国的进口统计数据计算，中国完成了62%的货物采购规模，其中农产品、工业制成品、能源产品分别完成了76%、62%和47%的采购规模。

中美经贸谈判的实际进展与双方的经济韧性和第三方国家选择密切相关。若后续中美进入深层实质性谈判阶段，各类所谓“结构性改革”与所谓“非关税壁垒”或是主要对华交换条件。当前美方诉求不仅聚焦于关税削减或大宗商品采购，还重视非关税壁垒、补贴政策与市场准入等制度性议题。预计后续的中美贸易谈判进程将包括开始谈判接触、围绕美国如何在单边关税上作出让步进行博弈和沟通，并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最后围绕双方关切的核心问题开展持续博弈和谈判。

考虑到微观层面企业可能会对加征关税有一定应对措施和安排，相关影响的发生及传导可能会滞后。在考虑所谓“对等关税”的豁免行业并简单考虑潜在替代效应后，估算白宫的各项关税措施可能将累计提升PCE平减指数约1.1%，对美国GDP拖累幅度的短期峰值和长期稳态值可能分别达到1.0%和0.4%。

为减轻美国国内部分行业和零售商所承受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上一轮贸易摩擦中曾进行过数批次商品豁免，多集中对华贸易依存度较高且中国比较优势较强的产业。根据测算，截至2023年，中国电信设备、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服装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7.4%、30.2%、30.1%，表明这些商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截至2024年，美国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讯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服装及服装配件自中国进口依存度分别为21.3%、39.4%、22.7%，在各行业中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电信设备、消费电子、服装等行业有更大概率后续获得美国的关税豁免。